“出租升降機多少錢一天我不會出賣朋友。”被假“女友”騙入傳銷組織一年后，王朋（化名）被營救出來，接受《中國經營報》記者采訪時“申明”道。

　　“領導”意志決定一切、“管家”負責喂飽你、“扛家”負責收拾你出租升降機多少錢一天；經常“憶苦思甜”、規定“三談三不談”、只抽“行業煙”；擁有統一的“安保系統”、自稱“游擊隊”演習“跑負面”、唱著《從頭再來》搞重建……

　　蝶貝蕾，一個自2005年即已出現的傳銷組織，至今仍活躍在河北、天津等地。大學生李文星生前即被騙至蝶貝蕾天津靜海一處窩點，后意外死亡。此事引發公眾高度關注，相關部門也開展大規模打擊行動。

　　靜海，一時變得異常安靜。但蝶貝蕾仍在，只是暫時轉移了陣地，其精神、暴力控制體系，已有12年成長史，這從王朋這樣的“受害者”表現可見一斑。

　　假工作和假女友騙術下的傳銷蔓延仍在繼續。

　　風暴后的靜海

　　李文星意外離世20多天后，8月6日凌晨，天津市靜海區共出動執法人員2000余人，開展打擊傳銷的“凌晨行動”。截至6日上午11點，已排查村街社區418個，發現傳銷窩點301處，清理傳銷人員63名。

　　1994年出生，畢業于東北大學的李文星，通過BOSS直聘平臺找工作，疑遇 “李鬼”公司，2017年7月14日，李文星的尸體在天津市靜海區G104國道旁水坑里發現。事發后，媒體報道稱其生前進入蝶貝蕾傳銷組織。

　　距離李文星遇害地點最近的是大口子門村，村子向西幾公里即事發的104國道，兩者中間的公路兩旁是綿延的荒草山地；村子向東則是靜海區城區，靜海區第六中學正位于大口子村與義渡口村之間。當地村民稱，村子離靜海老城區三四公里，但沒有公交經過，只能打“黑出租”。

　　“上個星期突然間就全沒了，這兩天警車天天來轉，搞傳銷的人早就跑了。”一個開雜貨店的老板告訴記者。大口子村內，只有零落的幾個村民在墻邊乘涼，鮮有行人。

　　“這些傳銷的人一般都會一次性交付幾個月的房租，且租金給的比普通居民給的要多，有時候住了不到一個月人就沒了，房東相當于白撿幾個月的租金。村民知道租給的人是搞傳銷的，就將出租的院子的物品全部搬走，但他們也不在乎。”大部分院子大門緊閉，記者只看到兩名老人在門前乘涼，其中一名老人告訴記者。

　　在院子內玩耍的小孩聽到對話后，也從院內跑來告訴記者出租升降機多少錢一天：“以前有個傳銷的人就在那邊岔口蹲著玩手機，家里的人都說不要接觸他們。”

　　“出租升降機多少錢一天我出來溜達一圈就知道他們全跑了，在村口、路邊站崗的人都沒影了。”另一名老人說。村民表示：“少說也有七八年了，傳銷窩有多少這可說不清，這幾天在這個地出沒，再過兩天就沒了人影。”

　　大部分村民都告訴記者，“那些人”平時并不是特別吵鬧，沒有太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。村內一個小超市的老板告訴記者：“平時他們都是三三兩兩地過來買東西，一般只買些礦泉水、雞蛋、火腿腸之類的東西，有時會來買低廉的煙，且都是成條購買。”

　　當記者問到了涉傳人員是否提高了超市的收入時，老板笑了笑說道：“一群陌生人在村里一天到晚地晃悠還是挺煩人的。”

　　但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與涉傳人員和平共處，在大口子村與義渡口村的路口，一名村民告訴記者：“在出事（指李文星意外死亡事件，記者注）之前不久，傳銷的人和村口開黑出租的人起了沖突，一個開黑出租的人送走一名從傳銷窩里跑出來的人，后來一群傳銷的人去找那個司機的麻煩。”

　　假招聘與假女友

　　招聘的戲碼仍在上演，目標群體，仍是和李文星一樣剛剛畢業的大學生。

　　滄州火車站，從東北趕來的李明（化名）和從石家莊趕來的李紅（化名），決定一個離開，另一個留下。留下來的李明，將設法救出自己的大學同學張剛（化名）。

　　三人同為某高校應屆畢業生，一個星期前，他們三人計劃一起去滄州的一家影視公司面試。

　　李明他們在招聘群眾演員的QQ群里看到公告，工作位置在滄州，每月4500元的薪酬，包吃包住。在跟對方電話交談之后，感覺條件不錯。三人決定一起去面試，但張剛到滄州最早，先去公司面試。

　　“我在來滄州的火車上，張剛給我發一條短信，說感覺不對，讓我先等等，再后來和他打電話，說話的語氣和平時完全不同，等到了滄州就再也無法聯系上張剛了。”李明說。

　　雖然李明無法聯系上張剛，但張剛卻仍通過微信和李紅聯系，且告訴李紅到達火車站后，聯系公司去接她。但李明制止了李紅：“學校之前也發生過學生被騙到傳銷窩點的事情，再加上這幾天在網上看到的報道，感覺他（張剛）已經被騙到了傳銷窩里了。”

　　交談時，李紅已經訂好了回家的車票，李明說：“她一個女孩子，讓她先回去，我在這兒想法救他（張剛）出來。”

　　但對于如何救張剛出來，李明仍是毫無頭緒，“已經去過派出所了，但我們不知道他具體在哪兒，根本沒法出警營救。”

　　在反傳銷人員的帶領下，記者見到了剛被解救出來的王朋，這位剛滿20歲的年輕人，已在蝶貝蕾組織中待了一年有余。

　　“我自己的事我可以說，其他的人就別問了，我不會出賣我的朋友。”面對記者，王朋申明道。

　　初中畢業后就一直在南京工作的王朋，網上認識了一名網友，并很快建立“戀愛關系”。為了見到“女朋友”，王朋從南京飛到北京，又從北京輾轉到了廊坊某地，終于見到了他的“女朋友”——一名傳銷組織的男性成員。

　　后來他才知道，那場網戀中的語音聊天，是由另一名女性成員完成的。而在組織中，他始終也沒有和任何成員有過戀愛關系，因為“行業”是禁止戀愛的。對于被騙的事情，他們告訴王朋，這只是一個“善意的謊言”，目的是將王朋“帶到行業內發大財”。

　　“組織”里的規定

　　加入組織后，新人的手機和證件甚至隨身的行李都會被以“幫忙保管”的名義沒收。之后，組織會要求新人說出手機的解鎖密碼，如不服從，“領導”會指揮下屬毆打，直到交出手機和說出密碼。

　　在進入傳銷組織的一年多時間里，王朋沒有與父母、親人聯系。“他們不讓我給父母打電話，否則就打罵我。”

　　但隨后的交流中，王朋卻告訴記者：“他們（父母）根本不了解我的事業，沒法和他們交流，只有行業（傳銷組織內的成員都自稱為行業成員）內的人才懂我的事業。”

　　在蝶貝蕾的組織中，有著嚴格的管理制度。每個團隊都有一名“領導”，“領導”在組織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權力，任何人都必須無條件服從其命令。比如，在吃飯時，必須是“領導”坐下用餐后，其他人才可坐下吃飯，“領導”用餐之后起身離開，其他人才能起立。組織內任何事情都是由“領導”的意志所決定的。

　　在組織內，還設有另外兩個特殊身份的人，分別是“管家”和“扛家”。“管家”專門管理組織成員的伙食，并負責赴外采購食材等；“扛家”則是組織內暴力手段的象征，對于不服從的新人和違反了規定的成員，均由“扛家”帶頭毆打。

　　“棍子、鉗子都是‘扛家’的工具，有時候會要求所有的男性成員全部對被打者動手。”王朋說。所有人動手，往往是應對逃跑者或其他嚴重違反組織規定的人。

　　一名反傳銷人員也告訴記者，曾經在某地協助警方端掉一個傳銷窩點，一名受害者由于激烈反抗，被其他組織成員用棍棒毆打背部致使多處骨折。“我們救他出來的時候，已經無法獨自站立了。”

　　王朋抽煙的時候，屋內迅速充滿了劣質煙草的味道。在眾人的要求下，他熄滅了手中的煙。在他人的抱怨聲中，王朋靦腆地說道：“‘行業煙’就是這樣的。”

　　王朋所說的“行業煙”，是指能買到的最便宜的煙。因為蝶貝蕾要求所有成員“憶苦思甜”，所以吃住一切從簡——饅頭、咸菜是他們一日三餐的主要食物。只有在上課、考試時段，成員才能吃到“面片湯”，但湯中僅有少許的火腿和菜葉。

　　“領導”告訴大家，這簡陋的伙食，是營養的“養胃餐”。此外，每月“發工資”時，會給成員“開開葷”，每人分到一些雞肉和魚——在組織內，這是“機遇”的象征。

　　所謂的“發工資”，其實是發展到下線后的獎勵提成。根據蝶貝蕾規則，每發展一名下線進入組織，并購買了一份2900元的產品，就可獲得大約300元的提成。

　　但即使是這300元的提成，也幾乎不會發到成員的手中。“領導會將這些錢扣除生活費，且一個人掙到了錢，需要大家分享，給所有組織成員買雞肉吃，所以實際上根本沒有多少錢發到手里。”王朋告訴記者。

　　“有一次我們解救了一名在傳銷組織待了近一年的小伙子，由于在里面完全吃饅頭、菜葉，出來之后家人帶他大吃大喝，腸胃不適應，險些害了他。”反傳銷人員告訴記者。

　　暴富傳銷夢

　　惡劣的居住條件、簡陋的伙食在傳銷組織內，都被傳銷頭目解讀為“憶苦思甜”，控制這群年輕人的手段不僅限于暴力，思想上的反復洗腦也頗有體系。

　　在蝶貝蕾的組織內，有“三談”和“三不談”的規定。“三談”分別為談人生、談理想、談未來；“三不談”分別為不談制度、不談公司、不談產品。

　　“領導在講課的時候告訴我們，只要在行業內堅持兩年以上，就會由公司和組織獎勵7位數的獎金。我想待夠兩年，看看情況再說以后的事，反正我也不差這一兩年的工夫。”王朋告訴記者。

　　“北派傳銷的特征之一就是非常艱苦的生活條件。為了使成員能夠接受惡劣的環境，會以成功商業人士的事跡告誡成員，將艱苦的生活條件比作成功前經歷的苦難。還要求成員描述自己想象中的未來人生，讓成員互相洗腦，最終使所有人沉迷于‘烏托邦’式的幻想中，精神上得到巨大滿足，從而讓他們甘于眼下的艱苦。”反傳銷救助中心負責人馬勝玲在接受記者時表示。

　　與王朋交談中，記者注意他的牛仔褲兩側都有非常明顯的白色污漬。問及污漬，王朋卻說：“這褲子根本不是我的，我也不知道為什么這么臟。”在后來的交談中，記者得知因為數次躲避警方的逃跑，王朋的行李和衣物早已丟失殆盡，所以他一直都在穿其他人的衣服。

　　難道組織內物品共享？王朋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。王朋告訴記者：“在組織內，我們所發下來的工資都是私有的，并且禁止成員之間借錢或者借東西，即使一根煙也不準借。”

　　“衣服是從后來的朋友那里拿來的。”王朋想了想后又告訴記者。

　　“如果有人生病了沒錢看病怎么辦？”記者問道。

　　“那只能等發工資有錢了才能去買藥。如果實在撐不住了，就得由‘管家’去向‘領導’匯報，由‘領導’決定是否去看病吃藥，看病錢以后還要從工資里扣。”王朋說。

　　組織的“安保系統”

　　靜海一直被傳銷人員視為蝶貝蕾組織的發源地、北派傳銷的代表地區之一，雖然近年來當地政府對于打擊傳銷的力度有增無減，但民間仍流傳著“中國傳銷看天津，天津傳銷看靜海”的口頭禪。

　　對于傳銷組織為何在靜海“陰魂不散”，馬勝玲認為：“因為靜海是蝶貝蕾的發源地，最初蝶貝蕾的傳銷成員就是從這里散布到全國各地，一些傳銷頭目不敢在自己的家鄉搞傳銷，只能在比較熟悉的靜海搞。由于熟悉靜海的地形，因此方便指揮和帶領成員逃跑，且各個傳銷窩點距離較近，可以互相通風報信。”

　　當談到如何規避警察的抓捕時，王朋頗有幾分自豪地告訴記者：“我們就像‘游擊隊’一樣，警察想抓到我們很難。”通常，傳銷組織喜歡扎堆集中在某個區域。根據王朋的說法，曾經有超過10個傳銷組織藏匿在同一個村中，其中大部分是蝶貝蕾的傳銷組織。為了區分不同的組織，各組織往往以“領導”的籍貫命名。王朋所在的組織領導為甘肅人，對外就自稱蝶貝蕾甘肅分部。

　　當數個傳銷組織聚集在同一個村子，他們就會互相聯系，形成統一的“安保系統”。

　　以蝶貝蕾傳銷組織為例，“扛家”和“管家”需要輪流在村口、路邊、交叉口等地點站崗。有時，一個村中每隔三四十米就有一個站崗人員，且相鄰的崗哨均為不同組織的人員。

　　一旦發生情況，站崗的人會用約定好的暗號相互通知，窩點內的傳銷人員在收到逃跑信息后，立馬按照之前“演習”的路線向莊稼地、草地逃跑。

　　王朋還告訴記者，有時候組織在不同的地方都租有房子作為預備，一旦一個窩點被查，立馬轉移到另一個窩點。“最遠一次逃跑，我們在樹林里穿行了10多公里才到了另一個窩點。”

　　蝶貝蕾不同的分部之間也有相應的聯系，往往幾個分部會共用一個或幾個備用窩點。由于信息互通，一個村子遇到抓捕，鄰近幾個村子的傳銷人員就已經提前逃跑了。

　　“他們跑得真的特別快，有一次遇到他們逃跑，我們這些拿著瓶礦泉水的人，硬是沒有追上背著東西逃跑的人。”在交談中，一名反傳銷人員笑著告訴記者。

　　“那是，我們平時都有鍛煉，天天吃素養身子，你們不鍛煉還吃肉，怎么可能跑得過我們。”王朋回應道。

　　躲避警方的逃跑行為，在傳銷組織內被稱為“躲負面”。

　　“經歷很多了，經常半夜三四點鐘被通知逃跑，我們就跑到樹林中一直待到第二天晚上一兩點才回去，睡了不到幾個小時，又通知我們‘躲負面’，有時真的遇到警察來搜捕，會把家里的東西全部帶走。遇到這種情況，我們就在一起唱《從頭再來》互相激勵……”王朋回憶道。

　　靜海之后會是哪兒？

　　“這次靜海的抓捕行動端掉的窩點遠比抓到的人員要多得多，說明大部分人員已經流竄了。”一名反傳銷人士告訴記者。反傳銷人士對傳銷組織常規的逃跑路線略有掌握，以靜海為例，一旦有風吹草動，大部分涉傳人員一般會逃到廊坊、滄州等地，小部分則會去往天津武清區一帶。

　　“靜海傳銷之所以猖獗，有幾個點是非常重要的，靜海毗鄰天津，與北京的交通也較為便利。北派傳銷正是利用了一些年輕人渴望有大城市奮斗的機會，以各類工作機會的名義欺騙年輕人，例如河北燕郊鎮傳銷屢禁不止，也是同樣的原因。”馬勝玲說。

　　按王朋的說法，其組織原在廊坊地區活動，后來由于被當地的警方作為重點打擊對象，被迫跑到滄州地區。但記者問及被警方重點打擊的原因，王朋卻默不作聲。

　　“是在廊坊打壞了人才被警察盯上了吧？”一旁的反傳銷人士問。

　　“我們來這兒（滄州）以后就不怎么打人了。”王朋反駁道。

　　“不排除以后他們還會回到靜海，靜海打擊傳銷的行動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，每次都會有殘余的勢力向周邊地區逃跑。等‘風頭’過后，又會慢慢地回到靜海，或許這是蝶貝蕾組織心照不宣的默契吧。”

　　馬勝玲告訴記者，有時候警方對抓到的基層傳銷人員批評教育之后，其中的部分人還會又進入當地的傳銷組織。“很多家屬向我們求助的時候，我們都會讓他們先去當地（指傳銷組織所在地）的派出所查看下，很多時候他們已經有涉傳被抓的記錄了。”

　　結束采訪時，王朋突然問記者：“你們都是怎么稱呼我們行業的？”

　　“非法傳銷組織。”記者回答道。

　　在截稿前，記者再次向李明聯系詢問張剛的情況，李明告訴記者，張剛的父母已經聯系朋友，花錢通過當地人將張剛“撈了出來”：“但是我離開的時候沒有見到張剛，但他的父母告訴我，張剛已經在回家的路上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