長安君（微信ID：changan-j）：

　　曾經在網上流行一個段子升降貨梯多少錢一臺，說是某人問某前法官“從法院辭職，你后悔嗎升降貨梯多少錢一臺？”答曰：“后悔。”為啥后悔呢？后悔出來晚了。段子只是一成不變的段子，但人生，卻是百樣人生，冷暖自知。律師成為檢察官法官轉型的首選。升降貨梯多少錢一臺他們辭職后過得好嗎？這篇文章摘取了幾個親歷故事，讀過之后，我想小伙伴們會有屬于自己的體會和想法。

　　蔣陽兵：期待司改成功后，某一日能重回審判臺

　　2014年6月，蔣陽兵提交辭職報告，辭去湛江中院行政庭副庭長，到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深圳分所工作。很長一段時間，他的微信名是“法官老蔣”“前法官老蔣”，直到被人大免去職務，才改成本名。

　　辭職前，他曾寫過一篇激情澎湃的文章《我心依舊——致青春的華彩》，在法律圈流傳很廣。當中有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：

　　“我很熱愛法官這個職業(yè)，司法改革對我們來說是個機遇，但我不想再用５年、10年的青春‘試水’了。”

　　老蔣2015年才申請實習律師，現正在等面試考核。他說，自己是以小學生的心態(tài)從零開始跟指導老師學習律師業(yè)務，特別是新領域的法律業(yè)務，如資本市場、不良資產處置等。律師業(yè)務并不僅僅是訴訟業(yè)務，還有很多新的知識需要學習，對于新領域的知識特別饑渴。

　　老蔣說：“辭職是為了豐富職業(yè)體驗，去實現人生的另一種可能。”

　　也許是“８０后”的緣故，老蔣對“互聯網＋”很有熱情。聊天時，嘴里經常蹦出Ｐ２Ｐ、Ｏ２Ｏ、Ｕｂｅｒ等時髦新詞。“我有互聯網、法律職業(yè)和自媒體經歷，在‘大眾創(chuàng)業(yè)，萬眾創(chuàng)新’和‘互聯網+’的寬松社會環(huán)境下，有投入‘互聯網+法律’創(chuàng)業(yè)的沖動。”

　　老蔣坦言，辭職出來后，發(fā)現現實離理想有一定的距離。收入方面高于原先的最低預期，但也離高預期有一定的距離。“比原來多了，可以更從容地請親朋好友人吃飯小聚。”

　　法官老蔣VS律師老蔣

　　作為曾經的“考霸”，老蔣表示，目前還能適應新環(huán)境。

　　“我是革命樂觀主義者，對中國法治、中國司法和中國的市場經濟充滿信心，對自己的職業(yè)前景充滿信心，無擔憂和疑慮。辭職的一年多來，從未動搖過自己，但也期待司改成功后，某一日能重回審判臺，做一個自己理想中的法官。希望這一天不要太遠。”

　　對還在猶豫著是否辭職的同行們有什么話要說？過來人老蔣說：“要對中國司法充滿信心。司改來了，何不再等等？”

　　楊斌：請別再把我當包青天

　　從廣州市檢察院辭職的楊斌，比老蔣時間略早，當時頗受社會關注。45歲的楊斌出生于湖南湘潭，大學畢業(yè)后來到廣州檢察系統工作，先后在廣州市花都區(qū)檢察院、廣州市檢察院任職。

　　當公訴人時，她的一次“反常”舉動，曾引發(fā)了社會熱議。2005年，江西母親周模英將不滿一歲的患病女兒扔進河里溺亡。身為公訴人的楊斌了解周模英的艱難處境后，當庭灑淚請求法院輕判。這給她引來了巨大的爭議，有人質疑她超越了公訴人的角色定位，也有人贊揚她的良知和人文關懷。

　　對于辭職的原因，她給出的答案是：“自由”。

　　是她，是她，就是她

　　辭職前正值2015年春節(jié)，楊斌說在老家過節(jié)時，一想到馬上要開始一段自由的生活，就開心得不得了。“因為我已經想清楚了，23年的體制內工作，對我來說已經完全足夠。”

　　辭職后的楊斌開始轉型當律師。不過她萬萬沒想到，處女訴竟然是自己狀告廣州市律協。

　　在辦理實習律師證的過程當中，因為拒絕跨三省輾轉五地開無犯罪證明，楊斌把廣州市律協告上了法院。

　　這場官司對楊斌最直接的影響是到今年5月份她才拿到實習律師證，無法獨立代理案件，只能找合作律師接案。

　　但由前知名檢察官轉型為律師，楊斌坦言，她不愁案源。只是，百分之九十的案子都不具有可操作性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帶來的案子多是一審、二審到再審程序都已走完，這些案子幾乎沒有什么機會再扳過來。

　　楊斌很苦惱：“他們把我當包青天來找，這很讓我頭疼。還有一種當事人則把我當活雷鋒。感覺我這兒是法律援助。”

　　楊斌認為她轉型中最大的困難就在于此。“這讓我感覺很無力，沒有辦法擔當那么大的責任，也確實也沒有那樣的能力。”

　　楊斌在檢察院里也感受到這種無力，她是能幫就幫，但那時的楊斌不需要為生存憂心，每個月都有萬把塊錢的收入，還能去做一些免費的義務的工作，但如今她是一名自給自足的律師，如果還繼續(xù)困在其中，恐怕堅持不了多久。

　　楊斌舉了個例子：

　　有一個安徽的案件，楊斌和當事人講，先把材料寄過來，讓她分析一下案情，不用專門千里迢迢過來，勞神費力。但是對方說一定要見面，能不能解決問題其次。最后，楊斌狠狠心，說面談一次收費5000，希望能把他嚇回去，沒想到對方一口答應，從安徽趕到廣州。“其實我真的不想賺這個錢，因為太無能為力。”楊斌無奈。

　　從體制里出來之后，楊斌會遇到一些原來公檢法的老同事，她感覺大家對她挺客氣的，也沒有什么失去身份后的失落感。會不會因為原來的人脈，對辦案有更多的便利？楊斌說并沒有。

　　前不久楊斌還因為一個案子和原來的同事生了嫌隙，由于雙方的觀點截然相反，楊斌在朋友圈了寫了一段不太客氣的評論。事后，楊斌也承認自己評論可能有些主觀，但她強調她的評論是就事論事，并不針對個人。

　　轉型后的楊斌經常接到檢法的老同事的電話，多是問楊斌辭職后的情況，“我讓他們千萬別辭。都辭了，檢察院法院沒人干活了，我們怎么辦？”楊斌半開玩笑地說。

　　劉仕畢：累覺不愛，換個玩法

　　2014年10月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劉仕畢“下海”了。與其他法官不同，他的轉型跨度更大，從法律跳到金融，從高院法官到私募總監(jiān)，做資產配置財富管理方面的業(yè)務。

　　劉仕畢畢業(yè)于西南政法大學和云南大學，從基層法院到高級法院，刑事、民商事、行政案件的立案、審判、執(zhí)行都做過，人大、工會、共青團、民主黨派、治安聯防，這些社會兼職都干過。“體制內職級是稀缺資源，到了瓶頸再往上提拔很難。”辭職時他已經４３歲。

　　“簡單地說，就一句話，累覺不愛，換個玩法。”劉仕畢說：“在法院，只要不犯錯誤，就能正常退休，現在就能看到自己60歲的樣子，發(fā)展前景清清楚楚，感覺很沒意思。”

　　劉仕畢的個人興趣愛好在金融，他認為律師、法律的圈子狹小，容易看到天花板。劉仕畢告訴愛特君，公司開始的想法是他做法務風控，但他本人更傾向于嘗試管理、運營、銷售這些新領域。

　　“因為我現在的工作涉及私募證券基金、股權投資，所以考了基金從業(yè)資格，相對而言比較簡單，現在備考證券從業(yè)資格，以后自己玩用得著。”

　　劉仕畢現在的壓力和從前大不一樣，做法官的壓力來自于裁判，特別怕犯錯，擔心事實、證據審查不嚴，導致案件判斷失誤，還有現在社會比較撕裂，法官覺得是依法辦案，當事人覺得沒有實現他的權益，就會有各種各樣的過激言行，付出跟得到不成正比。

　　關于收入，劉仕畢透露和以前做法官的收入不是一個數量級，但具體數額不方便說，現在除了工資、業(yè)績提成、投資回報，還可以寫東西、參加社會活動、講課、做咨詢顧問，有多方面的收入來源，不像原來有很多職務上的顧忌。

　　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，劉仕畢把以前寫的文章整理出了一本書，開了一個公號，名字都叫“法眼觀瀾”。對聶樹斌案、呼格吉勒圖案、唐慧案等社會熱點事件，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。劉仕畢還有個小野心，當年做法官寫了一本法律口的小說《紅墻》，他準備在金融口觀察體驗一段，寫一本金融口的小說。

　　劉仕畢總結這一年多的狀態(tài)時說：“有一種后悔叫辭職太晚。”

　　他送給離職法檢人員的一句話是：“無悔過往不懼未來。”

　　王琰：我最大的優(yōu)勢是知道檢察官、法官最能接受什么樣的辯護意見

　　王琰是廣州金鵬律師事務所的一名實習律師，而半年前，他還是廣州天河區(qū)檢察院的一名檢察官。彼時，他在檢察院已經工作了12年，33歲成為天河區(qū)檢察院公訴科的副科長，2015年還獲得廣州市優(yōu)秀公訴人稱號。

　　在別人看來，他在工作崗位上如魚得水。因此，王琰提出離職時，檢察院上上下下都很驚訝。

　　然而他當時的想法卻很簡單：

　　“去接觸不同的世界”。“這個社會發(fā)展得太快，比如眾籌、P2P，都是很新鮮的東西，大家還沒有怎么了解，甚至相關的政府的規(guī)定都還沒完善，就出現了法律問題，進入到司法程序里了。我對這些東西感興趣。只有走出去，進入到這些社會最前沿的范疇以后，才能深入地了解他們。”

　　從體制內到體制外，從一個熟悉的領域去到一個全新的領域，王琰也有過擔憂。但他覺得這是一個只要努力，都能得到回報的世界。“實在不行，我去開滴滴，總不至于餓死吧。”王琰笑言。

　　不過，和楊斌離開時的決絕不同，離開對王琰來講，有太多的不舍的情愫。王琰說這不是對在檢察院可能的前途不舍，而是對公訴人情結的不舍。

　　王琰覺得十多年的公訴人的生涯，讓他形成了自己的思維方式，工作方式，這會影響他終身。他始終對法律有著執(zhí)著的熱情。王琰剛畢業(yè)時，曾經考到了老家的紀委工作，因為想學以致用，他二話不說辭了紀委的工作，重新參加公務員考試，才來到了廣州的天河檢察院。

　　就目前的工作內容來講，王琰覺得和此前的沒有本質的區(qū)別，區(qū)別只是角色進行了轉換。對公訴人來講，就是公安機關的偵辦結束后，把案件拿過來，進行法律分析。對于辯護人來講，除了梳理案件之外，可能還扮演了另外一種角色，在一定程度上他會成為案件嫌疑人和其家屬的心理慰藉和支持。家屬由于對法律的不了解，可能會覺得嫌疑人是無罪的，或者是罪輕的，王琰要耐心講解。這種工作可能要占律師工作一半到一半以上的比例。

　　王琰就遇到過不好溝通的當事人家屬。他舉了個例子：

　　有一個案子，家屬覺得其中有八萬塊錢當事人沒有自用，不能算是受賄。但王琰告訴他，這個錢后來用于了做慈善只是收受賄賂后的一個處置。如果翻供，就不能形成自首。這個案件最重要的點也就是自首的認定，有自首認定就是三年有期徒刑以下，沒自首認定就是三年有期徒刑以上。按照王琰的辯護思路，最后法院的判決對被告人來講非常理想，家屬這才感激涕零地說：“幸虧當時聽您的了。”

　　對于身為前檢察官，會不會在辦案中有人脈優(yōu)勢的問題，王琰認為，這種所謂的人脈優(yōu)勢不會有直接的作用，至少，廣州的司法環(huán)境已經很規(guī)范，案件辦理中證據如何，法律適用如何，在行業(yè)內都有比較透明的標準。辦案人員不可能冒這些風險去提供方便。但作為前公訴人，最大的優(yōu)勢在于有豐富的辦案經驗，知道案件的要點在哪里，知道檢察官、法官對于什么樣的意見更容易接受。

　　離職后的王琰加入了金鵬律師事務所的問道團隊，這是一個刑事辯護團隊，由多位前法官、前檢察官和資深刑事律師組成。由于還沒度過一年的實習期，他的工作是以律師助理的身份參與辦案，準備各種庭審預案，包括詢問提綱，質證提綱，辯論提綱，辯護意見等等。王琰的收入是按照一定的分配比例和工作內容來分配的。雖然還在實習期間，但王琰的收入已經比在檢察院的收入略高一點。

　　現在的王琰經常和搭檔討論案件到深夜。回家的路上，一盞盞路燈伸向前方，望不到頭，瞬間孤單的感覺籠罩在心頭。但他明白一個道理：變化的只是環(huán)境，能夠堅守的永遠只有自己的內心。

　　文章來源：愛特法律人（ID：lawman2016）

　　本文轉自微信公號“法律讀品”（ID：lawread），在此致謝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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